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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索拉说,中国知识分子不懂音乐

来源:未知 2019-03-14 13:34 浏览量:
刘索拉说,中国知识分子不懂音乐

1987年,作为杰出青年的刘索拉应美国新闻总署邀请赴美访问,回国一年后,她去了英国闯荡,后来又转赴美国学习蓝调和爵士乐,出版了《蓝调在东方》、《中国拼贴》等作品,重新回望中国民族音乐传统,探索出继承自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却独具特色的前卫新音乐,确立了她在世界音乐界里的存在。
本文为刘索拉专访第二部分。
 
张英:你的起点很高,大学没毕业就成为了文化艺术界的名人,为什么说自己在上世纪90年代出国以后才成熟?
刘索拉:我在很年轻的时候,没有达到我现在的高度。我们这代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,那个年代哪有什么人的教育,都是自己自生自灭,然后上大学了,接受的学院化的教育好和训练,毕业不久,在艺术上很快的成功,根本就不成熟的一个人,居然被社会认可,替社会代言,承担了一种社会责任。
但是,我应该承担什么,我没有这个概念,我其实连自己都承担不了,但是社会把我放在那个地位上,我想做什么音乐我都不知道,我想写什么书、能写成什么样,我也不知道。最起码的,连做一个女人我都不知道怎么做,都是糊涂的,什么都不知道。
如果不出国,呆在国内混,其实我也可以舒服过一辈子,很多人都是好运气砸到你头上,一个东西吃一辈子,什么都不用学。我看得到如果不出国,我呆在国内会过什么样的生活。
张英:那意味着从零开始,你刚去国外的时候,没有失落感吗?
刘索拉:我到西方没有失落感,因为我当时做好了全部准备变成零,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幸福。我知道当时我在国内的地位,但我其实什么都不是,根本就不应该被那么欣赏,因为我的水平没有到达那个地步--我不配。
所以出国当零,对我是最舒服的,我可以没有负担的重新往前走,可以学,一点一事,学做人、做艺术家。在西方,我就是一个普通人,接触了很多普通的音乐家、艺术家和普通人。比如我到一个村子里,接触村里的音乐家,他们一辈子在那个村子里做音乐,在教堂里演奏,有一个自己的固定地盘,很幸福,很高兴。还有一个音乐家,他以前做音乐的,后来他在一个小镇上改行做茶杯了,自己烧杯子自己卖,不做音乐家他也很高兴。我当时特别羡慕他们的生活状态。
人,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喜欢的工作,你高兴你愿意做。而在我们那个时代,我们的教育是:你做不大你就死去,就这种感觉。怎么做一个人,快乐地活着,工作、生活,这些做人的教育没有。
 
张英:中国艺术家不会改行的,他走红以后可以吃一辈子老本。
刘索拉:很多人走红一会,不知道怎么办了,因为在国内,你走红以后,办什么事情都方便,或者说太方便了。
在西方,因为有竞争,不管是谁,都红不了多长时间,它是有较量的,要有很多才华,很多知识和技术,勤勤奋奋、老老实实做音乐,你才能维持时间长。大部分人,都是红几天,过两天就有人把你顶了,你还得想怎么接着往下做。
所以,为什么在西方连流行的商业歌星都有一定的思想质量,因为不可能说你光是作为形象代表,做偶像时间长不了,所以大家都得有一定的艺术质量,哪怕是做流行歌曲,它都有一个思想的相争。
这是亚洲一直没有学到的,亚洲的音乐家、歌星们,学到的都是表面:整容、走秀、绯闻、八卦,他们没有学到音乐背后的人文和思想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亚洲的歌星们,总是觉得声音对了,其它方面他不能启发我们,因为他自己还没明白,他应该干嘛呢,他只明白怎样能卖钱。在西方,哪怕是能卖钱的音乐,也有一个人文的东西在后边支撑着,这是我们没注意的。
张英:你怎么解决音乐上的自信问题?陈丹青画油画,到美国一看,天哪,有那么多美术史的课还没有补呢。
刘索拉:刚到西方,我突然发觉我知识量不够,我知道的音乐都太局限了,比方说流行音乐、摇滚音乐,它有不同的美学、不同的类型和不同人文背景在后边,我们认为的Pink Floyd,当时我们觉得强,是一种反叛,但是在80年代的时候,它在英国已经是商业音乐了。
流行音乐都是这样,更别说别的音乐了。比如说爵士音乐,90年代我到美国,正好赶上free jazz,那free jazz背后的人文是什么东西,这又是可学的。作为一个音乐家来说,每一种音乐背后的人文的思想,这东西先得到你身上,到了你身上以后,你如何不变成他们其中的一份子,这是你面临的现实,你不能被他们给化掉,你既要知道,还不能给化掉。如何不化掉?还得有自己的东西。现代音乐有很多学科、很多流派、很多理论,这些理论你知道以后,怎么从中出来,做出所谓现代音乐的声音,这些问题堆在我面前,我必须一个一个解决。
首先,作为一个作曲的,你要听到你要的声音,解决这个问题就好几年,才能找到你的声音;第二,你要知道你要的结构,这个技术问题,需要很长时间,才能有自己的结构,才可能完成一个体系。这是当代作曲家必须解决的事。
除外,还有音乐常识,得去把它弄懂。比如音乐有商业音乐,有电影音乐,有音乐会音乐,然后音乐会音乐还有各个流派音乐。这些不同类型背后是什么?得分开看,不能全都一锅烩,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。
 
张英:这个适应过程艰难吗?
刘索拉:这个不是适应,是你慢慢的去做。对我来说我没停,我一出国就开始做项目,就开始演出,而且我刚到英国就有代理人,还是Pink Floyd的代理,他教了我很多事情,比方说摇滚乐音乐会应该怎么做,我学到了特基础的一些知识。然后我和Peter Gabriel参与世界音乐演出,接触世界音乐家,又学到很多别的东西,比如世界音乐的概念,也同时懂得了世界音乐的局限。
张英:什么局限?
刘索拉:只有在英国,你才知道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身份,意味着什么。你怎么样去明白你的中国身份,而不是变成一个东方娃娃,因为中国人在国外发展,太容易变成东方娃娃了,中国人又显年轻。对这样的包装和宣传定位,我非常反感,不觉得好,所以我从英国逃跑了。
我记得我的美国代理人签我的时候,他就说我要把你培养成东方明星,我当时说我不做东方娃娃,我是个搞作曲的也是个写书的人,我从小就不想走这条路,不舒服。后来他尊重我的 决定。这一点,美国比英国好,美国的音乐世界特别宽,我一到美国就投入到爵士音乐里,爵士音乐要什么?技术。就是打擂台,长什么样都没事,上台你盯得住盯不住对方跟你的挑战、声音,比方说那个人特别牛逼的一个声音出来了,你怎么办?你的脑子反应不过来,声音反应不过来,盯不住,败下去。这个特好玩。
所以,在美国我就觉得开始有自由感了,没有这种当东方娃娃的局限,因为美国爵士音乐家、地下音乐家,他看到你的时候看的就是,来吧,他要你的精神、气质、技术,这就逼着你非得有一个东西,就是打擂台的技术。
我在美国的时候跟音乐家练的是这个。比如说在美国做录音的话,基本上只两遍,一遍算你试验,从头到尾来,不是一句一句接,从头到尾这一个东西下来,比如一个半小时,完了以后,歇一下,第二遍再来一次,完了。
 
张英:高晓松有个观点,中国人谱曲能力不强,写词能力比写曲能力强,古代戏曲里永远就那么几个调子,然后不停往里面填新词。
刘索拉:我不同意。其实中国的曲牌特别多,特别丰富,你光听中国古代音乐就能知道有非常丰富的声音。中国音乐有民歌、戏曲、器乐曲,全是不一样的。到今天,我们的知识分子对音乐的理解特别浅,中国知识分子不懂音乐,这是一个悲哀。
中国古代音乐非常复杂、繁复,从孔夫子那时候开始删音乐,减音,因为历代文人认为音乐和巫术的关系太近了,孔子认为音乐的功效太强大了,所以他就开始尽量减少音乐在社会上的功效,只留礼仪音乐,音乐就变成宣传品音乐了。
《吕氏春秋》里就说到,音乐是伤害国家的,因为音乐能够敏感的体现这个国家是否兴旺,音乐声不正,国家就不正,什么叫声不正?就比如今天我们演奏的音乐都算不正的,正的就是宣传品音乐。
从一个作曲家的角度看,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的路完全相反,西方音乐越走越丰富,越走越无调,中国音乐刚开始是无调性,越走越有调,越走越简单,它是跟西方整个反着的。这多好玩啊。比如,宋朝的古琴谱就还是像现代音乐一样的,完全是无调性,中国音乐以前是无调性的,没有这么明显的五声音阶。五声音阶是清朝开始制定的,然后它就开始衰落了。为什么我说民乐好玩呢,就是那个美学里能掏出来的东西特多,有意思。
这三个名字放在一起有点历史的穿越感,都知道的人活得也有些年头了。
许多女孩想一辈子活成她们的样子,很多时候,也就想想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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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索拉的亲伯伯是大名鼎鼎的红军将领刘志丹,刘索拉能歌善舞会写,最早就是从她的小说《你别无选择》知道她,字如小李飞刀,穿杨摘叶,快节奏的幽默感和着墨香从字里扑腾出来,后来有人总结她是黑色幽默,现代先锋派作家代表。其实,小说是她跨界之作,本业反而是音乐家、作曲家,包括后来在英美都是主要从事音乐工作,而且做的风生水起。
许多人在谈论刘索拉时总要说起她的婚姻,据说她和前夫离婚几年了,前夫想复婚,刘索拉回复说,到后面排队去。这句话几乎比她所有的作品传播的都要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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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菲就没有关于这方面的金句流传开来,影响最大的还是她的歌声和几段婚姻。与窦唯的婚姻最大的因缘就是窦靖童,如此有趣而有才的一个少年。后来从谢霆锋到李亚鹏,虽然婚姻关系天下人皆知,但当事人的幸福快乐指数天下没有人知道,任何猜测都有,我唯一相信的是无论那段关系,应该都是王菲想要的,而且过的很舒服。